10.27再见慧姐

当身边的人真的走了
我终于体会到不愿相信这一切的感觉了
想发张照片，忽然想起来还在她那里，她答应过会传给我的

睡不着和没头脑

躺下又起来了。

一个喜欢独自在南锣鼓巷、后悔、和铁狮子胡同附近溜达的人，竟然过得是和理想图景截然相反的日子，想起来确实有些吊诡。

即使偶尔去在慵懒的午后随便走走，也显得那么不随意，有些刻意。

那阳光美得如此不真实，就像催我快快归去的地铁五号线一样。

开车的时候，反光镜中的物象总是很快被抛到背后，不给你丝毫留恋的机会。你稍一仔细回顾，就会砰得一声在现实中撞车。

你去过那么多地方，尝过那么多可爱的模样，却止不住对未来的想象。

500

　　300期的时候，封面是邓小平；到了400期，换成了毛泽东。
　　周刊说了那么多有意思的文化，玩了那么多有趣的概念，树立了一个又一个享受生活的范本，可每每到了一个节点，回头一瞅，还是要回归到新闻的本质上来。仿佛是当选题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时，往往李鸿谷大手一挥，所有喧嚣与吵嚷都被压了下来——轨道依旧向前。
　　如果按照“三联体”的要求，上面这句话应该能抽出来，随便在本文僻处一块地方放置，颇有点从一斑窥全豹的意味。没记错的话，记者曾焱在《十年》里的文章里也说过类似的话。
就是沿着这条轨道，三联把完成每百期的任务压缩到了两年出头的时间，周刊二字名副其实，尤其可贵的是，当在时间的数字上和名字吻合时，质量成了最高追求。为了追求质量，不说别的，朱总博客里说，猪宝宝在媳妇生产时依然赶去了新闻现场。
　　500期了，我喜欢在标榜性的时刻翻看每期的记者名单。500期和499期就不一样。“记者”一栏末尾的人名在不断变化，一些新鲜血液流入周刊，一批又一批，慢慢地他们的名字也能调到和刑海洋一样的级别。说到和这想起来不知道谁说过，朱伟的职称应该是“正处级”，每每想到这些周刊人的奇思妙想，都会觉得有趣。
　　有人来有人去，500期的时光见证了许多人的离开，但是好在多数人能留守在这里，三联之所以成为三联，真的要感谢他们。　
　　看三联很开心，以至于女朋友也会吃醋。且不说她对猪宝宝是为了新闻理想而抛弃生产的媳妇这一行为的强烈批判，仅批评我只看三联不看她的情况就好几次了。“把你小老婆撕了！”一双肉肉的小手做即将撕扯状，透出坏笑。在和三联的PK中，他永远是无冕之王！
　　三联植入生活，在于能让你快乐。这一期陈赛做的摄影师James Nachtwey的文章后，很难得，我发现自己走在了这本杂志的前面——网络的资源让我视野开阔，当外面世界的新鲜事成为汉字之前便已经知道一些了。
　　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去道出看三联的价值，但当你从曾经拿到最新一期后、发现里面的东西既新鲜又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到后来发现少数文章仿佛是对你生活中业已形成的关注点的回应，这时的感觉就像一个老师成功地教出了一个学生，双方双赢。
　　三联的强大，往往让我这种“受过高等教育，却没什么知识”（鸣谢赵行德同志）的人即使有一点赶上她水平的迹象，也能兴奋好久。当然心中还是很清楚的，“三联的门槛是很高的”。
　　太看重一个东西了，容易被这个东西毫无理由地说服。即使骂声铺天盖地，自己依然坚持己见，不过那骂声毕竟是车轮撵过去的牺牲品，我们有时候需要喧嚣，不然无法凸显自己在时代中的淡定。
　　继续走下去吧，当我看到第1000期的时候，我也已经到达了人生的黄金时代。如果那时候有个儿子，还打算让他同1000期特刊合个影。

不能没有李宗盛

　　李宗盛在生活家的院子里的音乐会需要太多的人民币，以我的能力是去不了的。幸好我能不限次数地看他的演唱会，理性与感性，真为在场的歌迷们感到幸福，什么是艳羡？这就是艳羡。

　　听李宗盛和听周杰伦是不一样的，尤其是LIVE的版本。你从体育场出来，依然兴奋之极地讨论刚才台上歌手扮相的话，那肯定是周杰伦们的演唱会；你还是从体育场出来，内敛却不刻意，微笑却不张扬，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不忍拔出——毫无疑问是小李的演唱会的效应造成的。

　　其实李宗盛是有毒性的，他将年少不应深谙的世事全盘托出，让人对未来有了一丝不安，然后庆幸的是这一切无法褪去年少对未来的希冀，即使你对那些音符全情投入。

　　老不读三国，少不看红楼；老不听杰伦，少不沾小李。

　　小李唱歌，说自己总是在寂寞和失落中徘徊，张姐的背景介绍也有谈到：结婚两次离婚两次。我其实最想做的，就是夺过他的吉他，狠狠砸他，冲他邪恶地笑道：自找的！

那些美丽过的姑娘

致我亲爱的女友：这篇文章谨以表明我和那些女人的决裂

——题记

　　我小时候很漂亮，是那种白面小生似的漂亮。我说的小时候是指幼儿园的时候。当时园里成立了舞蹈队，我作为全园唯一一位男性同志光荣入选，今天的我有幸能一睹当年身边姑娘环绕的壮景。当然这都是我好汉狂提当年勇的谈资而已，有时还会充当发动女友动怒引擎的导火索。我表述这些只是想为我后来的经历做对比——当小男孩转变成小伙子的时候，作为形容词的漂亮没有顺利应当地过渡到帅气，对于这一点我和母亲都为之深表遗憾。
　　于是我就成闷骚了，这个过程和张艾嘉说李宗盛的一样，“其实他就是个闷骚嘛！”
　　清高地和姑娘决裂，这是十几岁的臭小子的想法。与此同时，他看到了王小波说：一个男人，只要他眼镜没有太大的问题，都能欣赏女性的美。这面旗子被我扛在身上，显得煞有介事。
　　这个旗子下的第一位跟跑着，是奥黛丽赫本。她符合一切要求：长得不难看，最重要的是，她兼顾大众口味和超凡脱俗，既让喜爱她的人显得与众不同又透露出一股子独特审美韵味。而且关于她的一个事实是，我只看过罗马假日，可是如果不对她在蒂凡尼的早餐里的造型评头论足一下就显得不那么专业，所以我只能说我看过蒂凡尼的早餐。
　　然后是王心凌，一个说起来让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女人。“你能相信一个人能在审美上讲王心凌和赫本放在同一架构面上吗”？众人的疑问不构成问题的存在。直到后来看毛片看得麻木了，才发现曾经的自己只是从她身上找到了清纯派女优的影子罢了……

　　那位叫奥黛丽塔图的姑娘，靠那个艾米丽打到了我。她会反着写字，比我正着写字写得还要好看。她还会主动找心仪的男人，却不敢过于勇猛向前，这无疑是闷骚的有一个体现。后来到了漫长的婚姻时候，她依然能保留我心中的地位。直到后来的达芬奇密码，我发现那个小天使终于无可挽回地离我而去的时候，我才将天使爱美丽束之高阁。

　　斯嘉丽约翰逊，昨天还是迷失东京的小姑娘，今天就结婚了，真是快啊。我已从闷骚成长到了明骚，她也是这么一个发展路径，可是我总感觉看到她出现在花边绯闻报上的头条心里不舒服。迷失东京里，即使她身着内衣，也让人心生不可亵渎的神圣感，现在出席各种活动时候的晚礼服，完全没了当时的样子，更不用说被记者抹胸的惨痛事实了。

　　姑娘们都走了，事实上她们没有来过。报告猪迪大人，您老才是天上最耀眼的明星！！

残存的去宜家化

　　十一长假，去做一些和家居有关的事情，是种讨巧的行为。一方面远离了旅游的浩浩人群，一方面也竖起了“家”的这面旗帜。不过女朋友给我的信息是，二号的北京宜家人满为患，她和妈妈的首次宜家行让人不甚满意。
　　同一时刻的郑州，位于城东的家具城也是人头攒动。操着各种方言的人涌进这个汇聚了周边最多最好的家具市场，在大家中寻求小家。

　　如果按照1978这个改革开放的肇始年份来考察，1998年进驻中国的宜家，正好赶上了那一代人蓬勃朝气的发作期。20岁的人们刚刚开始试图走入社会，为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世界既包括心中的理想世界，也包括内心温暖的家是假——而打拼。
　　物质的解构都不如精神的解构来得更彻底。已经十岁了的宜家中国，是一面镜子，用折射寻常百姓家的方法折射出理念的变迁。
　　 当我们回头来看，家具城，多么可怕的三个字啊。它把最温馨的家的意象，解构成了如下关键词：尘土飞扬的郊外，沿途飞舞的传单，以品牌为单位的单独作战式经营策略，强买强卖似的购物经历。这些父辈经历过的，78年的那一帮不愿再走一遍，除了宣扬独立与个性之外，宜家的出现给了他们一个新的理由。
　　我姥爷逛家具市场，对所有卖家具的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年轻时自学成才，是一名出色的木匠。任何家具大眼一瞧，好坏立判。
　　“6000？顶多也就2000！”人家做推销的都是大学生过来兼职或者打工的，于是总被一把年纪的姥爷吓到。
　　应该带他去宜家，没有人热情的上前告诉你这个怎么怎么好那个怎么怎么好，有火也没处发——不如坐下或者躺下，且休息一下吧。
　　体验式的服务也难在这种市场见到。家具城试图改革，于是也照猫画虎般地将各色家具组成样板房所呈现的样子，不过只能看不能碰，幸好它们都不是食物。
　　这样的购物体验能残存多久？我认为是残存到父辈们退出购买力强势人群的时候。即使在我们眼中他们的“指手画脚”再有道理再有可借鉴的意义，我们依然会义无反顾地跑向位于四元桥的宜家，而不是喊声震天的家具市场——哪怕是为了那几个瑞典肉丸。

我去2020年

　　新闻里说北京到2020年可以基本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我掰着指头算了一下，2020年我32岁，应该有了房子有了车子，至于工作地点和睡觉地点之类的问题实在找不到靠谱的推算方法，　　　　　　　　于是我无法推算那个时侯我的交通生存状态，毕竟新闻里说的也不靠谱。
　　2020年的北京地铁，张牙舞爪，已经有了上海的神韵。那时的我们，可以从大兴坐地铁到怀柔，在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里，享受幽闭的空间和周遭一对对情侣的含情脉脉，压抑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你就会学着去享受它。多美好啊。
　　2020，都跟这个数字干上了。GDP要比2000翻两番，要变成“中等发达国家”，一切都向着美好的方向奔跑，丝毫不顾一部分拖后腿的人民。
　　我去2020年，那时候朴树50岁应该有了吧。年龄够当爷爷的人，要是出来开演唱会，估计还会唱“妈妈我恶心”，于是所有在场的歌迷都会想起20世纪最后一段时间他的那张《我去2000年》，因为他和太多的歌手一样，成于第一张专辑，死于第一张专辑。
　　2020年，我32岁，必须得当爸爸了。小时候看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彩图的最后一张是他和儿子的合影。当时我就对自己说，我也要个儿子，他30岁要的，我要小于等于三十。那张图更具标志性的意义，是告诉了我人生的归宿——所有的照片都是浮光掠影，只有和家人一起的时光才是最厚重最压轴的。
　　这个信条到了2020年必将继续矗立着。那时候的北京，可能在3月开春的某一天，《新京报》头版的新闻是：《北京惊现蓝天》。沙尘是种常态，灰蒙蒙多艺术啊，老百姓早就学会自我解嘲了。
　　去北京规划展览馆，看到了北京的发展方向，四周是卫星城，大兴、昌平、顺义，被贴上农村标签的地方，在未来几年内的地价会以神舟七号的速度上升。苗炜回忆90年代初写道：大北窑到二外好象叫“建国路”，312路公共汽车能把人挤成肉饼，小公共在学校门口招揽生意，叫喊：去北京去北京了。我心里想：我怎么跑到不是北京的地方工作了。2020年没有去北京的概念了，门头沟也是北京了，门头沟你都住不起了。
　　想回郑州，也猜不出来是用什么交通方式了，也许动车已经被淘汰了，整个列车组被放到了北京开往十渡的那条旅游专线上——不对，十渡那时候有没有尚是个疑问，说不定在原来竹筏的地方拔地而起一片“十渡人家”商品房呢。

　2020年，我得好好活着，那时候的身体是最好的时候，用句俗语，我正值壮年。

旧刊的意义

　　 《LIFE》据说要重新出版。她曾经死过两次，因为电视和互联网相继侵入生活，所以《生活》本身反而没能继续下去。

　　许多杂志发烧友都有《LIFE》的过刊，那是外国粉丝的癖好，放到自己身上，就是那本看了六年了的周刊。

　　对杂志本身的争议始于汶川地震。连续四期特别报道让人的新闻兴趣所在被强制性维持在一个点上，整整一个月。不过网上喧嚣的声音并不广泛，当奥运到来，同样的刊物运作方式被嫁接到奥运报道、以至残奥报道中去的时候，声音的面就广泛起来了。

　　大家的争论集中在两点。第一，为什么独树一帜的周刊能如何主旋律地进行整整一个月；第二，为什么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总是显得慢半拍。后者的质疑其实不是什么问题，如果按速度来衡量新闻刊物的优劣，那三联肯定算不上佼佼者，反正这种质疑声总是发自《北京晚报》这类刊物培养出的读者，鸡鸡狗狗的声音可以忽略掉。至于第一个问题，大多数人也只是看到了报道的主题，而没有关注做主题的方法——角度很重要，这点上周刊还是值得肯定的。

　　这两点，都是关注表象的结果。真正重要的，依旧是一个老话题，和一个新问题。老话题就是人才流失，年中时苗炜要走，奥运前夕的《第5频道》，花花世界专栏的消失，这些都让人心里惴惴不安。好在后来苗师傅留任，给了不少圆桌迷一个继续追随的理由。但是鲁伊的离职让人不解，她的博客除了对专业领域的探讨就是对现有工作状态的微词，就这样，周刊最好的生物科技领域记者走了。小川和我前辈们关系不错，他也流露出对周刊的一丝失望，这条消息，是佐证鲁伊离开的最好注脚。新的问题，是细节方面的。封面、广告、栏目设置，偶尔冒出的问题总让人显得不安。

　　安贞时代代表的是随性的工作环境和新闻人才，如今的情况却对这种精神产生威胁，也许有大的问题在后面。以至于前辈让我不要对这份刊物过于乐观了。

　　我有一柜子的旧刊，每次放假的时候都要拿出来看看。过去的封面，随便拎出一期，便让人赏心悦目，这是如今鲜见的感觉。过去永远有那么多购买周刊的理由，真的不希望以后只是为了苗师傅的文章和圆桌才破费10块钱。

　　杂志做得好，对未来有树立丰碑的意义——免不了要对比，尤其是当你看到自己在走下坡路的时候，这种体会尤为强烈。

比如这两期

好封面对于一本杂志来说的意义重大

封面故事是否出色，取决于眼界和技术

安放新家

那边的Space废弃好久了。
我花了很多的心思在她上面， 所以那里显得太乱。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链接，溜达着就会闯入他人的领地，所以自己也会不可避免地成为被闯入者。搬家其实算不上一个出色的解决方案，但总归能自慰似的让自己重新开始。
好，我们接着上路